本报评论员 时言平

　　4月22日，湖南通报广受关注的湘潭“火箭提拔”27岁副县长事件调查结果。结果称徐韬提拔过程没有严重违规，同时对六位相关干部进行处理，通报中未见对徐韬本人的处理决定。(4月23日新华社)

　　相关部门的调查结论，如徐韬“火箭提拔”的程序一样诡异：无论何种常识、哪个角度，都难以看到能够令人看懂和信服的逻辑。

　　一方面，调查结论称“结果称徐韬提拔过程没有严重违规”，通报中亦未见对徐韬本人的处理决定；另一方面，与此事件有涉的六名干部却受到处理，尽管大都是诫勉谈话、批评教育、警告处分等轻飘飘的处罚。

　　既然徐韬的“火箭提拔”未发现程序违规，那六名干部又何必受罚？为过失承担责任，那也有过失本身的存在才行。徐韬“火箭提拔”不存在违规，那提拔或者在提拔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干部，怎么就违规了呢？

　　“没有就破格提拔事项向上级组织部门报告”、“未严格履行推荐和考察程序”……这些理由要说明什么，再为清晰不过：那就是，徐韬提拔的程序并不合乎正义，是违规提拔。既然程序不正义，那么徐韬“火箭提拔”的结果正义又何从谈起？难道要以“不知道、不明白、不清楚”将徐韬打扮成无辜者和受害者，将对非正义提拔结果的不追究，当成是程序过失的救赎？似乎只有这种逻辑，才能够解释对徐韬的“不追究”。

　　但权力这种既往不咎甚至补偿的心理，显然是有违行政伦理的。程序正义，正是在于对每条规则的遵守中得以实现的。正如湖南纪委预防腐败办公室副主任陆群所言，“徐韬本人工作能力是否优秀和提拔任用程序是否严谨是两码事，不可以混为一谈。如果真的优秀，回到基层从头再来又何妨？”“火箭提拔”调查结论，存在着试图以结果正义佐证程序正义的嫌疑。程序缺乏正义，结果即便不坏、人才即便真的那么优秀，恐怕也没有正义可言。

　　也许，程序缺乏正义的瑕疵，并不能成为当事人的瑕疵。但正常的逻辑是，当事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在这种瑕疵中获得权力和利益的结果，都应该被否定和推翻。这不是能力是否匹配的问题，而是既然有看得见的程序，就必须依照程序而行，程序正义是结果正义的必备要素。

　　必须看到，无论提拔也好，提拔被质疑的调查也好，能够让民众信服的，恐怕是自始至终的公开透明和程序正义。如果徐韬果然优秀，符合破格标准，那么存在缺失的程序，不是帮了徐韬，而是害了徐韬。同样，调查也是，在珍惜人才与程序纠错之间，没有权宜之计，也不该有折中方案。人才只有在严格选拔程序中破格而出，才能得到制度的认同，也才能得到民众的认可。

(原标题：“火箭提拔”诡异调查结论难言正义)